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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時健在家中（尹鴻偉）

他80多年的人生軌跡，先后兩度被體制所拋棄，一夜之間從政治明星淪為階下囚，從輝煌的頂端被拋到社會的邊緣

特約撰稿 楊錦麟

2010年6月間，我和同事來到被稱為云南“第一村”的玉溪市大營子街，這里的村民對玉溪煙廠和褚時健充滿感激之情，因為他們的富裕，與后者的慷慨幫助分不開。

而褚時健的住處，就在大營子街的一個社區里，很樸素的一座3層樓，白色外墻。從外表看，還不如他的左鄰右舍裝修一新的樓房漂亮。

褚時健和他的妻子開了大門，將我們迎進屋里。老人衣著樸素，腳上穿著一雙襪子，套著一雙拖鞋。人看起來顯得有些疲倦，但炯炯有神的雙眼讓我想起了獵人。我聽說，老人喜歡打獵，曾有過一槍打死兩只山猄的壯舉。

這位80年代叱咤風云的褚廠長，已是82歲的老人。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第二天一早，我們隨同褚時健前往哀牢山果園——他保外就醫后，就到妻子承包的果園里做了一名“打工者”。

玉溪煙廠一直為褚時健提供貼身警衛、秘書、保健醫生和車輛服務。那天開車的，正是跟隨他20多年的老司機，也曾因褚時健問題被“雙規”審查。

褚時健告訴我，這片果園是2002年才開始種植的，他們兩位70多歲的老人上山時，這里連路都沒有，但現在已經有了“褚桔”這一優質品牌。

褚時健說，附近村民每年的收入才2000元人民幣，但這里的果農每年就能收入2萬元。 “我們的工資還在調整， 種得好的話，每100噸我們還給獎勵，年收入5萬元不在話下。”

從煙草種植專家到柑橘種植專家，褚時健在70多歲之后逐漸完成了人生的又一跨越。

輝煌與隕落

和一位82歲的老人促膝談心，他有無限感慨。提及解放前參加邊縱打游擊的往事，他語氣平淡；說到自己擔任玉溪地區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最終還被打成右派時，嘴角流露出自嘲和無奈。談到自己因此被發配到更加偏遠山區勞動改造時，他繪聲繪色地介紹自己如何想方設法制糖、釀酒、養豬，增加副業生產，上山打獵改善生活；說起妻子、子女跟著他受了好多年的罪，一臉的歉疚，毫不掩飾；但論及自己接手出任玉溪煙廠廠長時的艱難，以及其后不斷創造的業績，那一雙原本就炯炯有神的眼睛更加明亮。

那是他一生最輝煌的時刻。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際煙草行業開始技術換代，旨在提高產量和質量， 國家煙草總局將西南地區引進一套先進技術的指標給了貴州，但貴州沒要。因為誰要就要準備兩千多萬美金。后來這個指標就給了云南，但沒說準確定給哪一個廠 。

褚時健聽說此事，便和副廠長一起坐車前往昆明。當時整個玉溪煙廠的固定資產才7000萬人民幣，全部抵押貸款也不夠兩千多萬美金。但褚時健已經意識到新技術和新設備對企業的未來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所以他們寧愿將全廠抵押給銀行，最終引進了新設備。

由此，玉溪煙廠80年代中期在全國崛起。玉溪煙廠生產的紅塔山、玉溪、紅梅牌香煙在全國供不應求 。褚時健那時不管去到哪里，各省的省委書記、省長都要接見他。而且有傳說，一些省部級領導到玉溪煙廠去考察，要見褚時健，都要經過安排，不是所有人都能見到他的。

由于煙草行業價格體系實行雙軌制，造成了香煙價格在計劃內外的巨大差價和豐厚的利潤空間，使得煙草業成了一個暴利行業。道理很簡單：煙從工廠出來，批發的最終價格不超過5塊錢一盒，但是它在市場上的銷售價達到10塊錢。也就是從工廠出來到最終銷售，還有一倍的利潤。有了批文，一倒手就能賺錢。因此，想從褚時健這兒拿批文的人就太多了。

1995年，貴州省一些退休老干部向中紀委舉報，結果將一個貴州省委書記給端了出來。在查案過程中，發現這個省委書記的老婆，從云南批了上萬件紅塔山香煙。

中紀委發現貴州省的情況，給中央打了報告。當時的總書記有批示，要調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和子女在云南以煙謀私的問題。

據說褚時健當時就對中紀委的來人說，確實有過省委書記、省長的孩子私下來找他批煙的事，他拒絕了，說：娃娃，你們的父親都是黨的高級干部，你們做這些事會給他們帶來麻煩，煙你們就不要搞了，但是你們想抽煙，我給一點那個白皮次品煙你們拿去抽吧。

但褚時健的妻子出事了。河南一個搞煙草生意的人說，批這個煙是通過褚時健的老伴給介紹的，這樣中紀委就把褚時健老伴周圍的人，包括她的親戚、弟弟，還有她的侄子押往河南。不久后，又把褚時健在珠海工作的女兒褚映群帶走。

褚時健的律師馬軍說：“大概是95年，我接到了褚時健的電話，叫我趕到他的辦公室， 他一見我就拉著我的雙手，哭起來了，說：‘姑娘死了，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殺了！’”

第二句話是：是我害的我姑娘。褚時健說， 姑娘早就跟我說叫我退休，可我一直想著多干干，把我們廠再做大一點，我要是早一點聽了姑娘的話退休，姑娘就不會有今天。

當時的云南省領導馬軍談話， 他說，我交給你一個任務，作為褚時健的律師，紅塔的律師，你到河南再正常不過了，你去把情況了解清楚，把事情處理了。他說，對褚時健這樣的老同志，十多年來對煙草行業，對玉溪煙廠，對整個云南省經濟發展的貢獻，我們不可能抹殺，不可能否定。

褚映群自殺的那陣子，褚時健還是董事長、總裁，因為查不出他的問題。其間，國家總局安排他到歐洲考察，當時馬軍建議他別去，如果被人誤解為企圖外逃，就說不清楚了。沒想到最后還是出事了。

1996年12月28日，褚時健被有關部門帶走。

1998年1 月，新華社發通稿：云南省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褚時健嚴重經濟違法違紀案，經過聯合調查取證，已取得重大突破。褚時健被控和紅塔集團其他幾個領導人以私分形式貪污公款355.1061萬美元，褚時健得款174 萬美元。

當時，褚時健對檢察院預審人員這樣坦白，“1995年7 月份，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但沒有明確誰來接替。我想，新總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 多萬美元，還對身邊的人說，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

該案在全國引起廣泛爭議，不少專家為褚時健開脫，指出他的貪污與官員在性質上完全不同，褚時健是有功之臣，他主管玉溪的十幾年，累計為國家創造利稅991億元，品牌價值398億元，解決了云南省一半人口的就業問題，而且讓煙農直接受益。

也有聲音指出，無論他有怎樣的貢獻，都不該將公款劃入個人名下，貪污必然要受國法懲罰。

最后，時任中央領導直接出面，以“功不抵過，過不掩功”的定調，為案件判決畫上句號。

1999年1月9日，褚時健被判無期徒刑，服刑兩年后，刑期減為17年。

2002年，褚時健因為嚴重糖尿病，被批準保外就醫。這位當年煙農們心中的財神沒有重返紅塔山，也拒絕了所有國內外煙商的邀請，前往哀牢山隱居至今。

毀之或譽之

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當地媒體發布的“改革開放30年影響云南30人物”中，褚時健排名第5。

時至今日，很多當年褚時健的部下，一提及他的名字，都豎起大拇指，說了很多贊譽的話。

這是一個極為令人詫異的現象。

有人說，他是當時特定政治氣候和條件之下的“犧牲品”，或者是一個時代、一個制度的祭品。但只是作為祭品，卻從來不是褚時健的初衷，也未必能高度概括褚時健跌宕起伏、精彩無比的一生。

有人說，沒有褚時健，社會各界不可能高度關注“五十九歲現象”，國家相關部門和決策層，也不可能迅速正視國營企業第一把手長期存在的收入過低的問題。褚的繼任者字國瑞，年薪加上獎金超過100 萬元，褚時健一生的收入也比不上。

有人說，對于一段歷史，或一個人，毀譽參半可能是一個最適當的評價，但對于這位曾經紅極一時的風云人物，盡管他被判重刑，但毀之者寡，譽之者眾，這種現象又將如何解讀？

我們無法在此對褚時健的一生，或者對其曾經的歷史功過做出價值評判和一錘定音的結論，畢竟，歷史現象是極為復雜的，一個人80多年的人生軌跡，先后兩度被體制所拋棄，一次是精神上持續20年的磨損和蹂躪，一次則是打入大獄，一夜之間從政治明星淪為階下囚，從巔峰跌入十八層地獄，從無數的業績和輝煌的頂端被拋到了社會的邊緣。這樣的境遇，這樣的起伏，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都能坦然面對的，總會有一點情緒、一些怨氣的流露，但在與褚時健相處的那兩天，我幾乎沒有感覺到這一點。

這位曾經被報告文學描寫為像太陽一樣燦爛的男人，那曾經硬朗而挺直的身子，已有微微的駝，但他依然是一條漢子，80多歲的血氣方剛，并不容易被捕捉，被察覺，被感受。

我們卻都感受到了。

這一次采訪，看過褚時健兩次綻放的笑容。一次是在哀牢山谷的果園，當他看到滿樹開始結果的桔子，那笑容是那么的舒心，在場的所有人都被感染了。

還有就是返回玉溪的路上，長久望著車窗外一言不發的褚時健，忽然扭過頭，和我分享他的一段往事。那是1976年9月，他在江邊釣魚，忽然接到緊急通知，到壩子上參加追悼會。

這是一場舉國同哀、全民參與的追悼會。

哀樂聲中，周邊的人都在飲泣，耳邊盡是發自內心的悲戚和哭聲。褚時健說，忽然他想笑，渴望笑出聲的欲望極為強烈，幾乎到了失控的地步。一旁的妻子馬靜芬見狀，急忙用手掐住褚時健的胳膊，用眼神懇求他，好不容易他才打消了笑出聲的念頭。事后發現，他的胳膊竟被掐出血來。

我問：為什么當時想笑出來？ 褚時健凝望著窗外不斷掠過的樹木，有好一陣子不說話，之后，沖我一笑，說：我當時想，他媽的，一切該結束了！

褚時健笑了，笑得燦爛，笑得舒心。

這一路上，就聽他罵了這一句粗話。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坎坷命運，在30年前真的結束了；

而30年后，褚時健個人的故事，還在延續，還遠遠沒有結束。

（有關訪談記錄文字以及整理，鳳凰衛視同事張征、詹晟、陳世超有過貢獻和諸多協助，亦經馬軍先生審閱核實， 特此致謝）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

[評論專稿]褚時健:沒有終點的人生